從1980年的16 1億元，到2019年的33057 06億元，廣東省三大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和汕頭，在40年的時間里，成功實現大跨步發展。三大經濟特區的

從1980年的16.1億元，到2019年的33057.06億元，廣東省三大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和汕頭，在40年的時間里，成功實現“大跨步發展”。

三大經濟特區的經濟占比，在廣東省內也不斷提升。1980年，三大經濟特區GDP占廣東省的比重僅為6.4%。到2019年，三大經濟特區GDP占廣東省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30.7%。

此外，從人均GDP、外貿、科創和基建上看，深圳、珠海和汕頭作為經濟特區，過去40年發展也很迅速。

“廣東三大經濟特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一方面是中央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有地理優勢，比如深圳靠近香港。此外，還有兩個因素是產業結構和人口年輕化，在這上面深圳的優勢明顯。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深圳近年來通過發展金融和高科技信息產業，使經濟快速增長。 ”

16.1億到3.3萬億如果重新回顧40年前，也就是1980年的數據，廣東三大經濟特區取得了何種成就?

一個最為直觀的數據就是，總體GDP增長超過2000倍。1980年，三大經濟特區的GDP總和僅為16.1億元，這一數字到2019年上升到超過3.3萬億元。按可比價計算，三大經濟特區1981-2019年年均增長17.3%，高于廣東省平均水平5.0個百分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深圳。1980年深圳GDP僅為2.7億元，然而這一數字到2019年達到26927.09億元，40年增長到原來的近1萬倍。

而如果考察廣東三大經濟特區的人均GDP，更是從低于全省的水平起步的。

1980年，經濟特區人均GDP為443元， 只有廣東省平均水平的92%，2019年達15.86萬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7倍。

如果從人均GDP的漲幅來看，深圳和珠海的人均GDP均表現突出，其中深圳從1980年的835元上漲到2019年的203489元，珠海的人均GDP從1980年的720元上漲到2019年的175533元，漲幅均超過242倍。此外，汕頭人均GDP在1980年為366元，2019年達到47669元，漲幅也超過129倍。

在輝煌的背后，是廣東省三大經濟特區持續的爬坡過坎。

中山大學教授林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深圳經濟特區40年的發展，主要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1986年之前為加工貿易推動經濟發展的階段;1986-1997年屬于工業化提速的階段;1998-2008年屬于高科技產業崛起與快速發展的階段;2009年至今，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現代服務業提升質量和開放度階段。

在這背后，創新精神成為廣東經濟特區發展的“助推劑”。

林江表示，深圳特區40年的發展動力，來自于深圳成功打造了一個創新型生態系統城，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城市。騰訊、華為、大疆、比亞迪四家企業代表不同的產業，但它們通過強大的研發能力強調創新的重要性。

“在引導深圳從一個低端技術工業區過渡到全球創新中心的過程中，深圳市政府采取大量措施發展創意產業，從而可以在加工制造業向外轉移的背景下，深圳能夠通過發展包括風險投資在內的科技金融而集聚全國乃至全球的創新資源和人才資源，成為特區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他說。

過去40年，珠海和汕頭發展較快，這背后也離不開創新的動力。

林江指出，珠海能夠把握珠澳合作發展的機遇，發揮珠江西岸唯一的經濟特區的優勢，在引進格力電器等企業項目上，引進國內著名高校資源上都有長足的發展。汕頭特區近年來致力于推動海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通過與以色列理工學院的合作，推動高新技術產業項目在汕頭更好地落戶。

創新激發了廣東三大經濟特區的產業持續轉型升級，也帶動工業和服務業占比持續上升。1980年，經濟特區三次產業占比為27.5∶32.4∶40.1，到2019年，三次產業占比轉變為0.6∶40.3∶59.1。

在這背后，深圳工業所占比重較大提升，服務業比重穩步提升，三次產業結構由1980年的28.9：26.0：45.1調整為2019年的0.1：39.0：60.9。其中，2019年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深圳GDP的比重達到了34.3%。

外貿與基建拉動經濟作為對外的窗口，廣東三大經濟特區的發展，離不開外貿的支持。

總體來看，廣東三大經濟特區出口由1980年的2.75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729.38億美元，增幅近1000倍。

同時，三大經濟特區各有優勢和側重。首先，深圳毗鄰香港，在發展的最初階段，具備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出口優勢。珠海靠近澳門，也擁有對外貿易的便利性。汕頭則擁有眾多的華僑，可以吸引外資進入。在1980年到1992年，經濟特區出口年均增長高達38.4%。

此外，三大經濟特區一方面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另一方面也積極吸引外資。具體來看，2019年，廣東經濟特區新簽外商直接投資項目7090個，是1980年的127倍;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103.34億美元，是1980年的356倍。

林江指出，經濟特區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依靠實施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戰略，招商引資可以通過特區的特殊政策，享受稅收優惠、土地租金優惠以及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屬于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毋庸諱言，外貿對于經濟特區的發展是決定性的，在過去40年之中的大部分時間一直發揮著牽引作用。

促進特區經濟發展的另外一個關鍵，則是基礎設施建設，這是三大經濟特區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的基石。

數據顯示，2019年，經濟特區基礎設施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26.7%，比 2012年提高21.8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截至2019年底，深圳年末公路通車里程735.7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26.46公里;深圳港擁有15個20萬噸級靠泊能力的集裝箱泊位，深圳寶安國際機場貨郵吞吐量達到128萬噸。

2019年，珠海公路通車里程1463.42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67.98公里，尤其是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珠海成為全國唯一與港澳路橋相連的城市。汕頭公路通車里程3920.75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2.20公里;汕頭港集裝箱吞吐量 135.04萬TEU(國際標準箱單位)，進入世界港口集裝箱吞吐量百強行列。

伴隨著廣東省三大經濟特區宏觀經濟蓬勃發展的，還有當地居民生活條件的改善。

具體來看，2019年，深圳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22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6倍。珠海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95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3倍。汕頭的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快速增長，2019年達到26613元， 比 2014年增加9347元。

特區新機遇在過去40年間，廣東省三大經濟特區的發展勢頭良好，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經濟體。未來，如果希望持續發展，需要三大經濟特區有力度的開放，更好地發揮科創的作用，需要加強內外“雙循環”。

以深圳為例，在今年8月底的一場主題演講中，哈爾濱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長唐杰表示，深圳前四個階段都是工業化階段，但是現在深圳逐步走到了另一個發展階段——后工業化時代。后工業化時代靠什么發展?他認為這就是一個科學引領的發展過程。

“后工業化時代不是虛擬經濟時代，而是科學引領大規模制造的時代，這樣一個過程在全球正在展開。我們現在面對的大數據、基因、生命科學、5G等新產業，在這個過程中，深圳需要考慮如何把光明科學城、深圳灣實驗室等轉化成有效的創新的動力，提升深圳整體的科技產業。”他表示。

數據顯示，2018年，三大經濟特區R&D經費投入1277.34 億元，比2013年增長近一倍，占廣東省R&D經費投入比重 47.2%。其中，深圳R&D經費投入在全國大中城市排名第三。

僅僅是科技發展并不夠。林江指出，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這要求深圳不拘泥于單一的科技創新政策，而是著眼于綜合改革試驗，為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為抓手的發展戰略而進行先行先試。

胡剛也指出，上述《實施方案》提到要推動更高水平深港合作，深圳與香港的GDP加起來達5萬億元，加之兩個城市各有優勢，比如深圳的創新產業和香港的金融行業，這意味著未來深港的高水平合作，將為深圳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珠海和汕頭也正面臨新的發展機遇。林江認為，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的逐步落實，珠海作為珠江西岸的樞紐城市，城際軌道交通和高欄港等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發展空間正不斷拓展。而隨著我國越來越重視海洋經濟，汕頭也迎來汕潮揭都市圈的發展新機遇。(編輯：李博)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