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車難在7月初突襲北京。在周末和之后的首個工作日，不少人發(fā)現用打車軟件叫車時遭遇長時間排隊，機場、火車站甚至一度無車可打。《北京市
“打車難”在7月初突襲北京。在周末和之后的首個工作日，不少人發(fā)現用打車軟件叫車時遭遇長時間排隊，機場、火車站甚至一度無車可打。
《北京市查處非法客運若干規(guī)定》在7月1日正式施行。同一天，北京市交通執(zhí)法總隊組織11個執(zhí)法大隊，300余名執(zhí)法人員，會同公安、交管等部門，在機場、火車站等45個重點地區(qū)，對各類“黑車”擾序、非法運營行為開展打擊。截止到當日12時，檢查車輛1800余輛，查扣各類“黑車”54輛。
在此前和此后，青島、德州、保定、哈爾濱、珠海、海口、鄭州等地已開始和即將開始針對無資質運營網約車的治理行動。
“雖然最近多個城市都高調對網約車運營進行嚴查，但是最終處罰的措施和效果還有待觀察。”一名傳統(tǒng)出租車行業(yè)從業(yè)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在新一輪治理周期中，暫扣駕駛證、下架APP等新的嚴厲處罰手段或將被采用，但也面臨處罰措施與違法行為社會危害性是否平衡，新處罰手段合法依據是否充足等爭議。
行政處罰不再只是罰款
7月1日上午，北京市執(zhí)法隊員查扣了一輛符合“京人京車”要求的違規(guī)“網約車”。駕駛員為北京戶籍，車輛也是北京牌照，但他并沒有考取網絡預約出租車駕駛員證，同時，車輛也不是經登記的網絡預約出租車。依據相關規(guī)定，執(zhí)法人員將對車輛進行30天至60天的扣押，同時對駕駛員處以1到3萬元的罰款。
事實上，從7月1日起，《北京市查處非法客運若干規(guī)定》將正式實施。規(guī)定增加了對無資質網約車司機的處罰手段，明確對從事2次至3次以上非法客運的人員可以暫扣駕駛證3到6個月。
7月2日，鄭州市開始為期近半年的治理行動，沒有取得網約車運輸證及網約車駕駛員證的網約車，一旦被查，將處以5000元至3萬元罰款。
今年以來，深圳市交通運輸行政執(zhí)法支隊機動大隊一共查處網約車違法案件1540宗，其中網約車平臺違法經營案件26宗，共計處罰金額1952.23萬元。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從各地釋放的信息看，對于無資質網約車的治理進入“嚴周期”，各地的治理手段也在從處罰司機轉向處罰平臺。
端午假期，青島市查處了14輛違規(guī)網約車。經查證，這些違規(guī)車都是在滴滴平臺接單。按照相關規(guī)定，滴滴平臺將受到每車3萬元、合計42萬元的經濟處罰，被查的違規(guī)網約車也將分別受到1000元罰款。
交通部深化出租汽車改革首席專家徐康明認為，對網約車經營行為的監(jiān)管如果僅僅依靠交通部門采用約談和罰款，無法有效制止網約車企業(yè)的非法經營行為。
而約談和下發(fā)整改通知書或許并不是治理手段的結束。
6月5日，交通運輸部辦公廳等多部門下發(fā)《關于加強網絡預約出租汽車行業(yè)事中事后聯(lián)合監(jiān)管有關工作的通知》，根據平臺公司違法違規(guī)行為嚴重程度和整改情況，綜合運用約談、暫停發(fā)布、下架移動互聯(lián)網應用程序(APP)以及停止互聯(lián)網服務、6個月內停止聯(lián)網或停機整頓等措施。
交通部運輸服務司的解讀意見指出，依據《網絡安全法》《電信條例》《互聯(lián)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guī)，不突破現有法律法規(guī)的要求，不新設行政處罰措施。
“下架APP、停機整頓等是互聯(lián)網時代的新的行政處罰措施，盡管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guī)設立了這樣的行政處罰措施，但在具體使用時，必須要有具體的條款作為適用依據，而不能籠統(tǒng)地說是依據某部法律法規(guī)。”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張效羽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如何遵循過罰相當原則
嚴厲的治理行動無疑將對網約車市場帶來影響。
極光大數據《2018年5月專車市場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5月最后一周，網約車APP整體滲透率為16.9%，用戶規(guī)模達到1.85億。
據公開報道，截至7月，共有74個網約車平臺獲得了平臺運營資質，其中，萬順叫車以110個城市牌照位列第一，斑馬快跑、呼我出行位列二、三位。市場占有率最高的滴滴出行獲得了51個城市牌照。
“我希望盡快把無資質網約車清理掉，現在訂單本來就少，平臺的派單機制也沒有明顯傾斜我們這些合規(guī)司機，而我們的成本卻高于不合規(guī)司機，僅車輛保險一年就一萬多元。”一名人車合規(guī)的網約車司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交通運輸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底，各地共發(fā)放車輛運輸證14萬多本、網約車駕駛員證23萬多本。據業(yè)內人士介紹，南京、廈門、深圳、蘇州、杭州、廣州等城市的合規(guī)人、車數量都已超過1萬。
但嚴厲的行政執(zhí)法行動也遭遇了不同的聲音。2017年8月，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起滴滴司機不服行政處罰上訴案時認為，城運處在作出交通行政處罰時應當遵循過罰相當原則，對這起非法營運處以2萬元頂格罰款明顯不當，支持了一審法院改判罰款6000元的判決。
“下架APP、停機整頓等屬于嚴厲的行政處罰措施，一般情況下，只適用于嚴重的違法行為發(fā)生時。”張效羽說。
目前看來，對無資質網約車的治理和處罰，仍然處于探索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