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電子商務法》正式實施，其真正對微商起到關鍵性制約門檻的不是依法納稅，也不是宣傳規制，甚至不是平臺責任，而是主體登記。對各
2019年，《電子商務法》正式實施，其真正對微商起到關鍵性制約門檻的不是依法納稅，也不是宣傳規制，甚至不是平臺責任，而是主體登記。對各類代購來說，登記制度要是能落實到位，微商的假貨、假海淘、關稅、售后等相關問題也就能迎刃而解。而在實踐中，真正落實微商主體登記確實是很難完成的任務。
得看到，代購的交易平臺也即微商平臺，是社交平臺而非傳統電商平臺，其本質屬于網絡服務提供者。以微信、微博和直播為例，平臺提供的是網絡服務，既沒有從用戶交易中獲利，也沒有提供廣告等服務，這就與傳統電商出現本質區別——社交平臺很難按照電商法落實主體登記責任。
按照《網絡安全法》的規定，包括微商在內的網絡用戶應該實名登記。實踐中，落實真實身份認證制度的渠道并非是身份與人的一一對應，而是通過電話號碼的間接實名。手機號碼實名已經完成，不過，一個身份證可以注冊五個號碼，手機號碼的身份與使用人對應關系仍無法完全契合，這就導致網絡實名制被嚴重虛化。更何況，微商大都使用移動IP，很難鎖定，也無法進行有效監管。
再者，很多微商并非專職從事電商活動，而號稱僅做“零星”“小額”的交易，按照電商法規定，并非都需要主體登記，這就給非法從業者可乘之機。做完一單，就刪除一個，清空記錄，最后若找不到消費者取證，之前的交易記錄則很難查找。盡管電商法規定平臺需要對交易記錄等信息保存不少于3年，但這只是針對電商平臺。微商的社交平臺本身不是交易平臺，有的甚至只有引流功能，平臺最多只能保存網絡日志。對于社交平臺，用戶點對點的交流信息屬于隱私，僅存放在自己移動端里，平臺也無法獲取，這讓監管部門很難有效監管。
除此之外，微商交易中多是點對點，缺乏電商平臺直接參與，這也就讓《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4條關于平臺責任承擔的方面落空。缺乏平臺主體參與的電商活動，消費者的后悔權和三包服務更是無從談起。
在微商代購領域更是如此。即使代購商品為真貨，因最終消費者與商家時空分離，消費者是無法按照國內消保法維護自己權利的。更何況，有的商品在國內甚至沒有實體店，消費者既沒有辦法進行商品驗真，也沒有辦法比照價格，所有信息源均來自微商代購者。這樣一來，巨大的信息鴻溝導致消費者權益受到嚴重損害。一方面，國外商品打折季會有巨大折扣，微商通過事先囤貨，事后作偽等方式獲取巨大利潤;另一方面，假海淘、虛假訂單、虛假發貨等各類嚴重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套路更是層出不窮。
從產品質量標準和安全角度看，微商代購商品更是很難監管。因為代購商品來自國外，相關標準與國內不相符，連說明書都缺乏中文標記。至于是否過期，是否符合安全標準，是否有人身安全隱患等都無法保證。若是按照國內監管制度，即便發現問題，代購者只要能證明渠道，很大程度就會規避掉責任，最終責任承擔者在境外，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可見，微商代購流弊已久，不能僅靠電商法進行治理，甚至可以說代購就是走私在一定程度的“合法化”。下一步，必須要對微商形態作出特殊性法律規定，從強調微商從業者主體登記制度、強化社交平臺責任、建立信用評級制度、加大處罰力度、健全行業標準等方面進行全面規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