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閉幕的2019冬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國資委主任肖亞慶針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一番言論引起各界熱議。肖亞慶表示：中國強調保護知識產權，不是
上月閉幕的2019冬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國資委主任肖亞慶針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一番言論引起各界熱議。肖亞慶表示：中國強調保護知識產權，不是因為外界的壓力，而是已經發展到了注重知識產權保護的階段，否則誰也不樂意創新。
創新已經成為促進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發展的重要動力，然而要鼓勵創新，尊重知識產權必不可少。過去幾年，中國接連發生多起名校教授因知識產權糾紛蒙冤案，前有獲得過9個國家級科技獎項、自動化行業旗幟人物的浙大原副校長褚健;后有清華大學抗霾頂尖科學家付林，他們都倒在了科研成果轉化的路上。
為國家做出杰出貢獻的科研人才為何屢屢“觸雷”?當國家一次次吹響鼓勵科研轉化的號角，科學家們直面逐利的商業世界時，他們的經驗也許不足以應付商業的復雜，而制度的漏洞更有可能成為他們的陷阱。
成熟、合理的科研成果轉化和科研人員確權，將是該問題的解決路徑，未來還需要從制度法規到產學研結合多方面的革新與激勵。
產權激勵的必要性
不搞轉化對不起自己的多年的苦心鉆研，搞了轉化沒想到有這么多危險。這種矛盾心理成了阻礙很多有志報國的科學家前進的絆腳石。中國的科研成果轉化并沒有成熟的環境與氛圍，政策上也仍不明晰。這就使得以公職身份參與轉化科研成果很容易就有以公謀私的嫌疑。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恐怕還會有更多的付林、褚健，中國的科技進步恐怕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技術專利轉讓和應用不足是中國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的短板，科研產出與市場需求難以對接。科研人員過于關注專利的數量，而對市場應用重視不夠，使得專利很多，但真正有價值的很少。
為引導高等院所科技成果立足市場做研發，突破“產學研”脫節的瓶頸，近年來，中國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鼓勵科研人員著眼于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同時推行分類評價改革，探索建立以成果原始創新和實際貢獻為導向的科研評價體系，從考核機制上給予保障。
“目前我們的現行政策里面規定的，知識產權屬于知識產權發明人和單位共同擁有，這比過去只屬于單位所有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的。”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胡榮貴研究員表示。
在2015年10月1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以及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中都明確規定，在科技成果轉化中形成的股份或投資比例，要按照一定比例給予科研團隊獎勵。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指出：當前中國仍然存在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所以要強化創新，強化創新主要依靠產權激勵。
產權激勵的路徑
針對如何實現產權激勵，上海、浙江、重慶等地已經開始探索實踐，將科研人員的腦力勞動投入和資金設備的投入作為共同投入，科研人員分享成果的產權。現在，有些地方也已經在嘗試確權，在研發活動開始前首先分割確權，成果出來后，科研人員占多少產權，實現產業化后分享多少收益，這是個重大突破。
清華大學建筑節能中心主任江億院士認為，科研成果轉化并不等同于專利轉讓。很多專利是學校和教授共有的，要做成果轉化就得讓企業把專利買下來，動輒得幾十上百萬。而這時很多情況下還沒有初步產品，企業其實是擔著風險投入資金做研發的。國外的一些公益性質的基金會也會資助科研成果轉化，但在國內還沒有這樣的基金會。所以，中國到目前為止仍然缺乏一個有效的平臺把初始的產品做出來，缺乏一個機制讓想法變成現實。
科技成果轉化主要有轉讓、許可、作價入股等方式。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張銘慎博士長期關注科技成果轉化。他認為，如果采取一次轉讓或許可的方式處置科技成果，科研人員和所在單位收益分配明確，但要想作價入股轉化，就涉及國有資產管理問題。因為是國有股，后續難以轉讓、交易。成果雖然是科研人員做出來的，但終歸不是自己的‘孩子’，這樣股權對科研人員的激勵作用就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據上海科委方面針對《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的介紹，其中規定了三種作價投資的方式。第一種是學校先投或者高校先投，投完以后和成果完成人進行分配;第二種是高校或者院所主要通過全資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或者管資產的機構來投，投完以后可以和成果完成人進行分配;第三種是單位和成果完成人先約定一個比例，直接可以投。
其中，前兩種方式稱之為“先投后分”，第三種方式則是“先分后投”。過去成果處置權、分配權、收益權屬于高校院所;現在《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中明確規定，通過學校或者院所全資設立的資產管理公司來作價投資，是同樣可以分配的。
規定了高校作價投資方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從法律上規定了如何將科技成果作為無形資產像有形資產一樣直接作價投資，另外，也明確了能否把股權再獎勵給科技人員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將科技成果的轉化、為產業服務和科技人員的利益緊緊的捆綁在一起，而不再是一次性的轉讓;另一方面是由于現在的高校科技成果很難真正做到完全成熟并在企業里面直接生產和應用，原因是憑借高校現有的條件不可能做到對每一項技術都進行完整的技術孵化，以及后期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開發。而如果能跟企業經過一定方式的合作，特別是這種“利益捆綁”的合作，將有利于科技人員后續深入地參與到科技成果轉化中。同時，高校的科研人員也能較為充分地了解市場需求。
規定了作價投資的方式，實際上通過市場機制既能評判一個科技成果有沒有價值，也可以解決對科研人員的激勵問題，做得好會有大的收益，反之沒有收益。這是一種既促進了科技成果轉化，同時能夠給予科研人員激勵的好方法。
西南交通大學是較早開展科技成果權屬改革的高校之一。2015年，西南交大開始探索相關改革，利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賦予高校的完全成果處置權和獎勵權，將職務科技成果的“純粹國有制”變成“國家和個人混合所有制”。
目前，改革已經通過將知識產權的70%分割給專利發明人，從而使一系列被束之高閣的科研成果開始加速向市場轉化，將曾經“躺在實驗室睡覺”的科研成果，“催”向了市場。發明人只需持一份高校蓋章文件即可到知識產權局完成專利分割確權手續，大大減少了科技成果確權分割的冗余程序和時間成本。
知識產權意識淡薄
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中國依然任重道遠。
上周，一份由咨詢公司博然思維集團發布的報告指出：關于中國企業創新實力與知識產權保護的擔憂仍然存在。海外受訪者中有五分之四 (82%) 表示，本國人民受益于中國創新企業推動的進步，但近四分之三(74%)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創新是模仿現有產品和服務模式的結果，而半數以上 (56%) 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在創新過程中對知識產權的尊重保護不足。
“知識產權的尊重很大程度上跟一個國家的文化有關。”日內瓦大學教授尼古拉-吉森(Nicolas Gisin)對此表示，比如在西方，抄襲是可恥的，如果有人抄襲了，那么走到哪里，他可能都需要躲起來，生怕被人看到。
尊重作者的著作權是深入西方文化的，西方重視著作權猶如重視生命，科研工作者的發明創造就如同他們的孩子。他們同意與雇主共同擁有知識產權，但很自然的也要求一定的回報，這是對他們工作的認可。以日內瓦大學為例，專利作者通常情況下享有專利權的三分之一，這也適用于日內瓦所有的大學和企業。
當然，對于科研成果轉化的中西方差異并不僅僅在于文化，也有經濟的因素。“當中國還處于發展中國家的初級階段時，它確實能夠享受一些例外，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變化了，中國需要更大程度上提高對知識產權的重視。”吉森表示。
要鼓勵創新，中國就必須把空間留給個人，放給大學更多自主權。歐洲和美國的大多數大學里，都有一個叫做“專利轉化辦公室”的中介組織，他們主要幫助科研人員解決在專利申請和轉化中碰到的法律問題。畢竟很多科研人員對于司法方面的知識比較薄弱。
現有的科技成果轉化通常包括三個環節。源頭上是科技成果的供給，后端是以企業為代表的市場需求，中間要依靠中介，把供求雙方聯系起來。
很多時候，高校院所的研究一開始就沒有面向市場需求，因此產出的技術成熟度不高，后續試驗、開發成本高，轉化過程中存在很多不確定。同時，中國企業存在的接收消化技術成果能力較弱、對技術創新不夠重視、中間環節服務能力不足等因素，都影響了技術成果與市場的對接。
這個中介組織的意義就在于能夠在科學家和市場之間搭建一個健康、穩固的橋梁，讓更多科技工作者能夠看到自己的技術變成現實，并且讓科技工作者分享技術帶來的市場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