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我以少壯，息我以

“勞我以少壯，息我以衰老。”隨著我國老齡化日益加劇，如何通過提高醫療服務實現“老有尊嚴”成為養老產業的重中之重。經過十年來的探索和實踐，“醫養結合”模式被視為破解老齡化問題的一大重要路徑，從地產巨頭紛紛布局養老地產，到居家養老中心進駐社區，市場上不斷涌現著形色各異的養老機構和產品，呈現出一派“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態勢。

然而，“醫養結合”雖然看上去很美，依舊面臨著諸多“骨感”的現實。公辦養老院“一床難求”，私人養老院“下不了地”，部分養老機構重“養”不重“醫”，使得老年人需求難以滿足。另一方面，養老行業龍蛇混雜，監管難、盈利難、求才難的現狀給這一模式的進展造成了困擾。

“目前，中國的醫養結合的商業模式仍處于初級階段，正在經歷從頂層設計階段向模式探索階段的轉換。”近日，德勤在名為《探索健康養老的“最后一公里”：中國醫養結合趨勢展望》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指出，未來亟待出現收費合理又能讓老人生活得有尊嚴的中端養老、療養機構，來滿足愈發龐大的中產階級人群。

十年摸索：多元化模式百花齊放

根據全國老齡辦預測，到2020年，中國將有超過4200萬失能老人和超過2900萬80歲以上老人，合計占到總老年人口的30%。在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階段的當下，傳統家庭養老模式正面臨著現實壓力的嚴峻挑戰，健全醫養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刻不容緩。

為此，自2013年以來，我國密集出臺了一系列鼓勵醫養結合產業發展的政策，重點培育將醫療服務與養老保障相結合、“有病治病，無病療養”的新型養老模式。2015年，國務院在《關于推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相結合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符合國情的醫養結合體制機制和政策法規體系，醫療衛生和養老服務資源實現有序共享，覆蓋城鄉、規模適宜、功能合理、綜合連續的醫養結合服務網絡基本形成。

據不完全統計，到2016年底，國家層面共出臺了至少14份政策和文件，不斷加大的推進力度體現出國家對“醫養結合”這一新型模式所給予的厚望。

2016年，國家衛計委、民政部公布了包括北京市東城區在內的50個第一批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單位，并要求在2016年底前每個省份至少要啟動1個省級試點。隨后，又有 40個市(區)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單位。

國家衛計委此前曾提出醫養結合可能存在的四種形式：第一種是鼓勵原有醫療衛生機構開展養老服務;第二種是原有的養老機構增設醫療服務資質;第三種是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協議合作;第四種是依靠社區衛生服務網絡，推行家庭醫生的模式。

在強有力的政策推動下，各地在醫養結合上開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探索和實踐。比如，北京雙井恭和苑增設醫療服務資質，建起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專注老年病診療康復;上海試點家庭醫生制度和“1+1+1”組合簽約分級診療體系，讓居民在選擇家庭醫生簽約的基礎上，還可再分別選擇一家區級和市級醫療機構進行簽約;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億元興建老年養護中心，依托強大的醫療資源為老人提供醫養一體的服務等。

一時間，各地多元化的醫養結合實踐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大好局面。根據國家衛健委數據，截至2017年7月，全國共有醫養結合機構5814家，床位總數達121.38萬張。

然而，和龐大的老年人口和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問題相比，這些醫養結合機構仍然是杯水車薪，遠遠供不應求。德勤報告指出，現有的醫養結合機構大約僅占總養老機構數量的4%，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公立機構，民營機構占比更低。“可以看出，相對需求端，供給空間依然巨大。”

尷尬現狀：風口背后的一地雞毛

十九大報告中提到，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在醫養產業快速發展、百舸爭流的同時，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隨之漸漸浮出了水面。

“醫”“養”相結合的模式，“醫”卻成了痛點。據媒體報道，在走訪第一批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單位時，發現由于缺乏專業的全科老年大夫，養老院醫療水平偏低，醫務室設備有限，只能提供日間照料，大多以“養”為主，難以滿足老人醫療需求。

“經過近十年的摸索，民營養老產業模式漸漸明朗，但機構養老產品趨于‘地產化’，而居家和社區養老產品趨于‘家政化’，其中共通的問題就是醫療屬性的缺失，因此很難滿足半失能以及失能老人的生活需求。” 德勤在報告中分析指出。

“醫養結合”，何以缺“醫”?在北京大學研究老齡產業專家鄭志剛看來，“‘醫’不積極、‘養’很火熱”已經成為業內的普遍現象。他指出，綜合能力強的大醫院無暇顧及老年醫療需求，而養老機構只能內設醫務室或醫療機構，但往往巨大的成本因為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由此失敗的案例比比皆是。

“醫養結合難題的核心和實質來自于國內門診機構的羸弱，使得失能半失能老人難以方便地獲得門診服務和上門服務。”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恒鵬指出，醫養結合實際的痛點在“醫”而不在“養”，而解決這一難題需要長效改革。

相對于普遍缺乏的“醫”來說，“養”的壓力也在日漸增大。公辦機構床位稀缺，使得大量有需求老人涌向了民營私人機構，而動輒每月上萬元的費用又讓他們望而卻步。有專家曾直言，高端養老已經淪為了“富人的游戲”。而即便如此，由于養老事業的公益性決定，民營機構投入成本高居不下，加之政府補貼政策尚未完善，很多民營機構的運營難以為繼。

此外，除了廣受詬病的床位周轉慢、一床難求外，養老護理員短缺現象也日益嚴重。和普通的家政服務員不同，護理員的工作性質決定了這一崗位需要較高的醫護技能。然而目前從事養老護理的人員相對年齡偏大，文化程度較低，缺乏專業技能，且崗位工資低，“招不到人”幾乎成為所有養老機構普遍的煩惱。

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發布的《2017年中國養老服務人才培養情況報告》，目前各類養老服務設施和機構的服務人員不足50萬人，其中持有養老護理資格證的不足2萬人。而按照每三個失能老人配備一個專業護理人員來計算，我國需要1400萬護理人員，缺口仍然相當可觀。

老有所安：發展有梯度的市場

盡管面臨著重重考驗，但對于養老產業這片潛力無限的新藍海，無論是政府部門、機構還是投資者都滿懷信心。

“讓更多老年人能夠享受到優質、便捷、便宜的醫療和康復護理服務，不僅是養老服務的時代需求，也是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的方向。”山東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劉衛東指出，應充分發揮立法引領和保障作用，盡快制定居家養老服務的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尤其要對居家養老醫護服務作出明文規定，對其服務內容、項目、收費標準等設置標準和質量要求，使居家養老服務逐步走上法制化、規范化軌道。”

其次，劉衛東指出，要充分利用信譽度較好的大型綜合醫院的醫護服務資源，激勵大醫院聯合社區周邊衛生服務機構或診所組成聯盟，建立居家老年人醫療康復中心，提供系統化服務，并將服務范圍從醫院、社區延伸拓展到居民家中。

甘肅省醫養結合促進委員會會長魯麗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建議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對醫養結合養老機構實施衛生準入、民政扶持、醫保定點等扶持政策，并鼓勵“吃不飽”的基層醫療機構就近和養老機構、日間照料中心等“結對子”兜底，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

在供需方面，德勤報告指出，養老產業亟待解決供需錯配的問題，當下最缺乏的是收費合理又能讓老人生活得有尊嚴的中端養老、療養機構，來滿足未來愈發龐大的中產階級人群。

“因此，未來居家社區養老市場參與者應把重點關注在對老年群體具體需求的挖掘和匹配上，能夠根據老人年紀、身體狀況和經濟狀況的不同而提供不同的服務和產品。”報告指出。

據了解，目前多地的醫養結合機構正在轉變服務方式，針對老年人支付能力、服務內容建設分層次、有梯度的老年醫療護理體系。以山西省太原市為例，通過對口支援、合作共建、建立醫療養老聯合體等多種方式，不斷加強醫療機構和養老機構的合作，不僅明顯提升了老年醫療服務能力，并且有效緩解了床位供給缺口問題，使醫養結合模式步入了新常態。

德勤報告認為，醫養結合并非一朝一夕的成果，未來中國醫養結合的發展可參考或借鑒一些在國外已經比較成熟以及被市場驗證過的模式，例如美國的全面護理老年社區和日本的三層次醫養結合體系等。

“我們應在學習和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實踐居家醫養融合新模式，逐步建立起覆蓋全民的居家養老醫護服務體系。這對于推動我國居家養老服務業發展、拉動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劉衛東表示。

關鍵詞： 老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