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證券報記者統計，上半年，銀監系統累計已公布罰單1662張，累計罰沒金額已超過14億元。從案由看，信貸業務違規行為多發，
據中國證券報記者統計，上半年，銀監系統累計已公布罰單1662張，累計罰沒金額已超過14億元。從案由看，信貸業務違規行為多發，內控失效、違規開展同業、理財業務也是銀行業亂象重災區。
業內人士認為，目前銀行業各類風險領域均已有具針對性的監管政策和安排，預計監管將更多地落實在“執法”上，監管部門對違法違規行為“嚴處罰、嚴問責”的高壓態勢將持續。商業銀行需在合規框架內開展業務，加強主動風險管理，改變通過同業、理財業務驅動規模擴張發展路徑，加快金融科技等領域戰略布局。
監管高壓態勢不改
據中國證券報記者統計，上半年，銀監系統累計已公布罰單1662張，相比去年同期公布的1481張，增長12.2%。其中，銀保監會公布10張，地方銀監局公布531張，銀監分局公布1121張。
從罰沒金額看，上半年，銀監系統合計罰沒金額已逾14億元。千萬元級罰單并不罕見。例如，5月招商銀行、興業銀行和浦發銀行分別被銀保監會罰款6570萬元、5870萬元和5845萬元。對影響惡劣的大案要案，監管部門堅持嚴問責、嚴處罰，公開通報案件相關細節和處罰情況，以警示行業。例如，浦發銀行成都分行違規發放貸款案、郵儲銀行甘肅武威文昌路支行違規票據案、李昌軍案等的查處情況和相關案件細節均在監管部門網站予以公示。
除商業銀行外，資產管理公司、消費金融公司、信托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政策性銀行等機構違規行為難逃問責。例如，興業金融租賃公司由于未制定明確的服務收費標準并公示與辦理融資租賃業務時搭售理財產品，被銀保監會罰款110萬元。
今年以來，監管部門在執行行政處罰時堅持問責到人的監管思路。多位銀行負責人或相關員工由于對機構違規負有直接責任、領導責任、管理責任、經辦責任、承辦責任而領下罰單。例如，永州銀監分局5月連續披露36張罰單，公布對6家機構處罰情況，30名責任人被警告或罰款。
此外，監管機構還啟動雙向問責。例如，由于四川銀監局對浦發銀行成都分行相關風險線索等問題未全面深查，監管督導不力，對其監管評級失真，原銀監會黨委責成四川銀監局黨委深刻反省，吸取教訓，對四川銀監局原主要負責人和其他相關責任人進行嚴肅問責，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自2017年‘三三四十’專項治理活動啟動以來，監管機構針對同業業務、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以及房地產等重點領域加強治理。”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趙亞蕊表示，無論是監管機構年初的工作會議對于補齊監管制度短板和有效防控風險的工作安排，還是今年以來出臺的各項監管政策和專項治理活動，以及當前開出罰單的力度和方向，都可看出未來一段時間內強監管態勢仍將會持續。
恒豐銀行研究院研究員楊芮表示，從上半年已出臺的資管新規、金融機構聯合授信管理辦法等制度及辦法看，下半年嚴監管主基調不變，違反宏觀調控政策、違反信貸政策、影子銀行和交叉金融產品風險、侵害金融消費者權益等方面問題可能成為監管重點，監管部門之間更加注重發揮協同監管作用。
信貸業務成領罰重災區
從案由看，作為銀行傳統業務的信貸業務成機構領罰“重災區”。例如，在6月地方銀監局公布的49張罰單中，案由涉及貸款業務違規的罰單就有30張。
具體來看，虛增存貸款、貸款三查不盡職、貸款風險分類不準確、貸款資金被挪用、違規發放流動資金貸款、授信集中度管理不力、信貸資金違規流入樓市股市等都是機構領罰常見案由。
對于信貸業務違規多發原因，趙亞蕊認為，作為商業銀行傳統業務，信貸業務占比最大，所以發生違規行為概率相對較大。信用風險暴露存在一定滯后性，在經濟上行階段存在的一些風險和違規行為，到經濟下行階段會隨著風險逐步暴露而顯現出來。加之當前正處于產能過剩治理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持續推進階段，商業銀行資產質量存在一定下行壓力，信用風險也是重點關注風險領域之一。
違規開展同業、表外業務仍是監管部門打擊重點。例如，上海銀監局4月公布的罰單顯示，對上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處以罰款200萬元，案由包括2015年6月至7月，這家銀行部分同業資金被違規用于證券交易;2017年，這家銀行某同業資金被違規用于股權投資等。
另外，資管業務方面也是亂象頻出。5月銀保監會一連公布10張罰單，招商銀行、興業銀行、浦發銀行及相關責任人共計被罰沒1.83億元。在三家股份行收到的罰單中，案由均有十余條，資管業務、理財資金是其中的高頻詞匯。例如，通過資管計劃投資分行協議存款，虛增一般存款、個人理財資金違規投資、為非保本理財產品出具保本承諾函等。
此外，今年以來監管部門三令五申，要求金融機構重視、強化公司治理。從被通報的幾起銀行業大案要案看，涉案機構普遍存在內控嚴重失效、公司治理薄弱問題，為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機。
機構主動合規“進行時”
除監管力度保持高壓態勢外，監管部門補短板工作在持續推進。
中銀國際證券銀行業首席分析師勵雅敏表示，從今年落地新規涉及的業務領域看，較2017年沒有太大變化，大都是對去年出臺征求意見稿版本的落地。不少監管新規正式版雖然在監管要求上并未有明顯放松，但是過渡期較征求意見稿有一定延長，政策可操作性增強。對銀行而言，獲得更多適應監管新規時間，整體壓力有所減輕。
中信建投證券研究所銀行業首席分析師楊榮認為，目前銀行業各類風險領域均已有具針對性的監管政策和安排，預設的監管工作任務安排已基本完成，監管將更多地落實在“執法”上，尤其是通過更市場化手段進一步肅清金融機構違規行為。
楊榮表示，隨著資管新規落地以及金融強監管逐步推進，一些金融業領域的問題暴露出來。這些問題不是金融創新本身導致，而是部分金融機構以創新之名行套利之實。因此，合規發展與金融創新并不矛盾，監管增強更有利于引導銀行業將更多心思用在研究如何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服務經濟結構轉型以及實體經濟中的企業、個人客戶真實金融需求變化，有利于銀行業健康長遠發展。
在監管高壓之下，趙亞蕊表示，金融機構應嚴格執行監管政策、有效配合各項檢查，在合規框架內開展業務。要密切關注后續監管體系細則出臺，及時獲取最新政策變化與執行計劃。加強主動風險管理，避免風險相對較高的金融機構可能產生的局部風險擴大和交叉傳導。應定期評估監管政策動向、實際執行情況及其產生的潛在影響，提前做好應對措施。
“在強監管政策環境下，商業銀行要改變當前同業、理財等驅動規模擴張的發展路徑，加快金融科技等戰略布局。”趙亞蕊認為，在業務模式方面，需借鑒國際去杠桿過程中的成功經驗，加快實現“大投行”、“大資管”的戰略轉型。
當前，商業銀行也正在謀求主動合規。招商銀行副行長兼董秘王良日前透露，招行目前資管規模約為2.3萬億元，會按照資管新規要求下降到1.5萬億元左右。下降部分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5000多億元結構性存款和保本理財產品，按照監管要求回歸表內;二是部分非標資產，由于非標資產不能通過資產池滾動發行、期限不得錯配，非標資產規模會有所萎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