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監管協作的重要性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普及，其作為互聯網數字經濟時代的價值傳輸網絡，正進一步促進虛擬貨幣與實物產權間的相互流
一、國際監管協作的重要性
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普及，其作為互聯網數字經濟時代的價值傳輸網絡，正進一步促進虛擬貨幣與實物產權間的相互流動，將創造大量的新興崗位以及創業機會。區塊鏈保證了融資項目使用權轉讓的便利性與可交易性。
但是，區塊鏈特別是虛擬貨幣行業容易被炒作、投機，其在全球快速發展的同時，伴隨著種種風險，其間蘊藏的巨大投資或投機價值，在吸引了眾多高風險偏好型投資者關注的同時，也讓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動。因此，包括虛擬貨幣在內的區塊鏈行業亟待規范與監管。一些金融發達國家在區塊鏈監管與立法方面走在前列。諸國區塊鏈監管中的經驗與教訓，一方面為中國區塊鏈行業的規范化發展提供啟示，另一方面也為中國強國際協作提供參考。
根據全球金融穩定委員會的定義，金融科技是金融與科技相互融合，創造新的業務模式、新的應用、新的流程和新的產品，從而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服務的提供方式形成非常重大影響的業務模式、技術應用以及流程和產品。金融科技在全球產生持續而巨大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金融科技存在較大的風險。在金融科技細分領域，當前對大眾產生巨大沖擊和風險，且對未來社會可能有巨大影響的，非區塊鏈領域莫屬。但是，區塊鏈技術與其他金融科技行業有所差異，尤其是其去中心化特色，使得監管者單純直接叫停所有相關業務，這種治理在短期內可防范相關風險，長期效果則有待商榷。這是否在大陸范圍內真的禁絕ICO或者虛擬貨幣交易，抑或只是迫使其轉入地下或境外?監管者絕對禁止某樣東西，其問題在于沒有留出時間權衡利弊。
比如，ICO項目注冊地的選擇對于司法管轄十分關鍵。以太坊之所以選擇在瑞士楚格州建立基金會，無疑是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風險。大多數ICO項目會選擇在新加坡、直布羅陀、維京群島、開曼群島或塞舌爾等地建立離岸公司，一方面是為了避稅需要，另一方面是避免引起監管部門注意。但是在部分ICO項目的白皮書中，有的實際控制人對項目法律主體所在地閉口不談，甚至認為項目開發團隊由松散的社區組成，不需要成立公司等法律意義上的組織。
中國對于ICO的監管態度比較明確，在監管禁止ICO后，國內ICO項目被中斷，向投資者清退虛擬貨幣，但是很多項目轉向海外繼續進行項目運作。此時，多國聯合監管或協作的重要性突顯出來。其原因如下：
(1)虛擬貨幣跨境流通極其方便，若無多國協調則無法有效監管，甚至有可能沖擊中國的外匯管制制度。
(2)ICO或IEO項目實際控制人另選司法管轄區輕而易舉，如維京群島等免稅區往往成為ICO項目最佳選擇，且成本低廉。
(3)世界各國對待ICO、STO、IEO的監管政策差異巨大，部分國家為吸引區塊鏈技術創業公司，將ICO合法化并且提供政策優惠條件。
國內外監管政策差異巨大，直接導致中國完全禁止ICO、IEO的監管政策容易落空，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反而迫使部分區塊鏈項目出海。出海的區塊鏈項目由于在國內具備一定的人脈關系和社區基礎，其參與募集虛擬貨幣活動的投資仍主要是國內投資者，易造成資金外流。
二、謹慎監管的途徑
我認為，在把握鼓勵金融科技創新與風險控制平衡點的前提下，政府監管亦應及時跟進。相關監管手段既包括柔性約束，亦包括硬性管制。關于前者，比方監管者進駐ICO項目所在地調研;發布相關報告;提出風險警示;列舉高風險項目或發起人名單，等等。
至于后者，比如推動行業協會自律章程建設;直接出臺監管規則;處罰違法項目發起人;將違法者移交司法機構，接受法律的制載;聯合相關國家，共同制定全球化的監管規則，等等。這方面的國際經驗，《區塊鏈國際監管與合規應對》一書已做了諸多闡述。
綜上，從建立國家金融安全與風險防范長效監管機制和國際經驗考慮，中國應盡快推動區塊鏈(尤其是ICO，以及2019年上半年開始興起的IEO商業模式)的謹慎監管和國際協作。如對當前ICO項目不能有效監管，難免境外ICO項目夾雜大量欺詐，包括虛假發行、夸大其辭和誤導投資者等各種違規行為，甚至出現極端風險事件，共同侵犯中國投資者權益，對新興的區塊鏈行業健康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為了提高監管的有效性，我們建議監管機構將監管重心前移至初始代幣發行環節，側重事前監管，要求項目發起人對所發起的項目必須做充分的信息披露與風險提示。在正式監管規則出臺前，監管機構可以鼓勵互聯網金融協會參照網貸行業等領域，引導制定ICO項目信息披露規則，減少欺詐事件。與此同時，強化與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泰國等國家監管機構的協作，及時交換執法信息，簽署相應備忘錄，共同打擊潛在的違法犯罪分子。
最后，對ICO的監管可把對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的監管結合起來。比方，交易平臺新上線代幣前，應擬定上線代幣標準，并對擬上線交易的代幣市場前景做一定審核，挑選出經過較嚴格的評級和審核的優質代幣，避免出現對毫無實質內容的代幣投機炒作。與此同時，立法機構或者將來的司法機關應給予ICO一個較為清晰的法律定性，進行相應分類，并依此逐漸搭建完整的監管框架，促進整個區塊鏈創業行業健康發展。
三、從國際經驗反思當前政策
有研究者認為，當前中國這種全盤禁止的監管方式能控制虛擬貨幣的風險，但卻抑制了金融創新，不符合金融發展的趨勢，只是當前階段的權宜之計。從長遠來看，中國仍應接受并支持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同時規范虛擬貨幣的交易，構建完善的監管框架。具體監管途徑，包括加強業務準入管理;加強業務執法檢查力度;加強對業務的分級管理;加強對經營主體的指導。綜合多方因素考慮，我們認為相關監管政策尚有再思考的余地。
第一，當前，我們的政策針對區塊鏈眾籌領域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區塊鏈領域諸多相關行業往往無特定的法律主體(特別是公鏈)，大量參與者在全球范圍內任何時間、任何地址自由進入或者退出。這在比特幣的發行機制，以及一些區塊鏈領域的社區自我維護機制方面特別典型。由此導致一紙禁令在貫徹落實過程中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和目標。
包括中國在內，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已經寫入多個國家規劃。區塊鏈具有一些技術革命性特征，可能代表未來網絡技術發展的新趨勢和方向，甚至可能產生一個技術新時代，這些基本取得全球大量技術專家的共識。那么，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的一些監管政策，可能不一定合適。國家應該在控制金融風險的同時，注重技術創新帶來的巨大社會意義，進而微調現行監管政策。
第二，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國存在典型的運動式執法，經常為學者所詬病。當下金融科技領域存在的一些監管政策也存在運動式執法的特征。如學者所述，人們習慣于運用“運動”思維于“法治”活動中，在行政執法活動中則通常以集中檢查、專項整頓、專項執法等形式出現。
雖然運動式執法在短期內取得的成績巨大，但是從長遠看，它并沒有達到控制、防范違法行為的效果。運動式執法的臨時性、應急性等特點，違背市場運行規律，使得許多管理部門對市場的整頓和監管處于左右搖擺的狀態。這種運動式執法在金融科技監管領域亦不鮮見。
十九大報告重申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深刻革命。運動型執法模式則和法治穩定性以及從業者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定預期之間存在矛盾。科技金融監管政策的性質雖然與法律體系的穩定性要求不完全一樣，但無論是行政執法還是出臺相應政策，仍應該配合法治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因此，上述區塊鏈相關的禁令型政策以及后續的清理整頓有再思考的余地。
第三，在當前國內強勢監管政策倒逼之下，區塊鏈相關業務紛紛移師海外。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大量境外區塊鏈相關業務的重要客戶群體，仍然是中國公民。中國公民仍然可能深陷相關投資風險甚至欺詐之中。
區塊鏈金融相關風險可以通過點對點的方式傳遞至中國境內的公民，打破了國家疆界的阻隔，給現行監管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巨大挑戰─中國監管機構如何對境外侵犯本國公民權益的違法者進行有效執法?考慮到當前監管者行政資源極其有限的情況下，除非面臨極端金融或投資風險，否則監管者很可能對此無暇顧及，鞭長莫及。
第四，從全球視野反思監管政策的制定，將發現區塊鏈的技術特征先天性地決定了它具有典型的跨國性，無論是區塊鏈ICO融資、虛擬貨幣交易還是大量區塊鏈創業項目本身，莫非如此。
特別是諸如新加坡、直布羅陀等國家或地區，采用“內緊外松”策略，熱情擁抱區塊鏈技術和與之相關的虛擬貨幣交易、ICO等，并且對相關企業采取一些義務豁免措施，使金融風險外溢。因此，單純一個主權國家其實很難對它進行有效監管。與其發布一項簡單的禁止性命令，不如監管機構敞開懷抱，把它納入某種更為有效的監管渠道之中。
四、監管政策決定行業發展優劣
針對區塊鏈領域的風險，未來央行及地方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應該把握平衡金融創新和風險防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官員在討論虛擬貨幣時提出，為避免過度監管而扼殺創新，任何對虛擬貨幣的政策反應都需要在強力處置風險和濫用之間取得適當均衡。
從全球監管政策和實踐可知，區塊鏈行業存在很強的國家間監管競爭。當中國發文要求關停虛擬貨幣交易平臺之后，日本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不失時機頒發了交易所牌照。當中國在比特幣與區塊鏈行業(ICO融資)采取完全收緊的政策時，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宣布批準比特幣期貨正式上線。
當中國計劃進一步采取嚴厲措施的2018年，首個由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管理局批準的穩定幣開始上線(分別是Gemini公司發行的穩定幣Gemini Dollar與Paxos公司發行的穩定幣Paxos Standard，每個代幣對應1美元)。從全球范圍來看，逐漸有越來越多的國家以合規經營而非絕對禁止的姿態應對這個領域的風險管控。
金融發達國家的政策在相近的一個時間節點上與中國的政策相背而行，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此中或有著他們的深思熟慮。自2018年年初以來，諸如法國、加拿大、新加坡、德國和瑞士等越來越多的國家對區塊鏈持謹慎的開放政策，同時強化機構執行用戶識別、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以及打擊金融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
其中，有的國家的監管方案頗具建設性和參考價值，比如瑞士監管當局的指引。其中對資產代幣的定義比較寬泛，并且強調資產代幣都會被當作證券進行監管。再比如泰國監管政策要求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執行第三方托管客戶資產。
總之，中國政府一些政策明確和認可了區塊鏈技術的巨大作用。在2017年以來，中國發布《關于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方案》等，這些政策均肯定區塊鏈技術在推進金融行業中的正面價值。
去中心化虛擬貨幣對傳統法幣的沖擊趨勢，顯然難以回避，近年穩定幣的興起，有可能加速此趨勢。從監管部門的角度也可將這視為中國經濟的又一次絕好機會。中國公司在區塊鏈領域頗具優勢。如果監管機構更積極地將之納入監管與規范的道路，通過監管規則重塑交易所，掌控相關數據，會在規范監管過程中占據主動。這樣監管者在有所準備的情況下積極介入技術，參與規則制定，掌握國際話語權，以免國內企業在開拓國際市場時遇到壁壘，因丟失市場而陷入被動。
自全球視野觀之，諸多國家積極推動包括區塊鏈在內的金融科技產業發展，力攀行業高峰。一個行業能否繁榮，與相關監管政策和法規之優劣息息相關。有效和優秀的監管政策必然助推行業在降低金融風險的同時，更加快速發展。各國監管政策間的競爭，對一國行業發展而言，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并很大程度決定了金融科技未來發展狀態。金融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對已有監管政策深入研究、動態評估和再反思，顯然極有價值!
(更多內容，參見鄧建鵬、孫朋磊：《區塊鏈國際監管與合規應對》，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