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車爛尾坑了誰？
經過12輪融資，融資規模累計超過350億元的威馬汽車，如今深陷泥潭。
目前，威馬汽車兩大生產基地均已停擺，黃岡威馬汽車廠區幾乎已經成為空城，而溫州威馬汽車基地同樣大門緊閉。
作為曾經緊隨“蔚小理”的造車新勢力佼佼者，溫州也一度因牽手威馬汽車而成為其他地方政府的“樣板”。2017 年 9 月，威馬汽車位于溫州的新能源汽車智能產業園竣工時，相關負責人稱引入威馬是“圓了溫州30年汽車夢”。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但一切都只像一場夢，僅僅5年后，威馬就陷入了危機。
近年來，伴隨新能源市場的持續爆發，地方政府和產業基金紛紛參與到造車浪潮之中。如果說威馬至少曾短暫取得過市場認可，那么那些尚未實現量產交付就倒下的造車項目，則更是令人唏噓。
在2月17日舉辦的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論壇（2023）專家媒體交流會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苗圩表達了對于地方政府急于上馬新能源造車項目的擔憂：“一些地方政府確實越過了政府的邊界，急于去招商引資，特別是招這些新能源汽車的新項目。這里面有的做的很成功，也出現很多爛尾、最后把自己都陷進去的教訓。”
苗圩直言，“2016年以來新建的蘇州前途、淮安敏安等等這些企業，它的產能利用率都低于5%，像賽麟、拜騰、博郡、漢騰這些項目基本上都已經爛尾了。”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過后，各地都希望今年經濟有比較好的發展，很多省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到要進一步招商引資搞大項目，包括新能源汽車的項目。對此，苗圩提示，地方政府一定要提高警惕。
警惕PPT造車
“過去拿個PPT就造車了，有的甚至拿個樣車就說我將來就造這個車型，然后在社會上募了很多資，最后形成了爛尾，還有的跑到美國去逍遙法外，這種事情絕對不能再出現了。”溝通會上，苗圩特別強調，企業真想造車就得真金白銀往里投，而地方政府不應該陷入到里面。
苗圩所說的這種情況在造車領域不止一次出現。如賽麟汽車曾是江蘇省“十三五規劃”重大項目，還有著“世界頂級超跑”賽麟品牌的背書。彼時，賽麟董事長、CEO兼法定代表人王曉麟僅用50萬美元就得到如皋市地方政府真金白銀66億元的投入。賽麟汽車曾在鳥巢斥資3億元舉辦了聲勢浩大的“賽麟之夜”新車發布會，而歷經四年造出的低速微型電動車僅售出31輛。2020年，江蘇賽麟汽車前高級法務經理喬宇東實名舉報王曉麟涉嫌虛假技術出資及挪用巨額國資。最終，賽麟汽車掛牌拍賣，而王曉麟逃往美國后至今逍遙法外。
在造車“燒錢”戰役中，持續的資金注入是維持公司運營和產品不斷推進研發的關鍵。然而，“燒錢”只是必要的過程，并不能決定最終的結果。
近年來，造車爛尾項目并不少見，除了賽麟汽車，博郡汽車也曾得到地方政府青睞。在博郡汽車融資歷程中，先后出現了南京、淮安、上海三個地方政府的身影。但在跑馬圈地后，博郡最終只剩一地雞毛。在《天津博郡汽車有限公司關于工資延遲發放》的通知文件中，博郡直言因公司股東南京博郡汽車意向的政府投資未能如期到位，導致本公司資金枯竭，故公司全體員工本月工資延期發放。最終，博郡走向破產。
而拜騰汽車同樣曾是造車新勢力中最受資本關注、被視為最有希望挑戰特斯拉的新能源車企。但拜騰汽車最終在耗資84億后，卻沒有造出一臺量產車，最終同樣走上破產重整之路。
此外，青年汽車與地方政府的淵源更為深厚。《南陽日報》曾刊發一篇名為《水氫發動機在南陽下線，市委書記點贊！》的文章，在網絡引發熱議。曾經轟動一時的“水氫汽車”最終沒能繼續下去。據了解，青年汽車的南陽項目總投資83.16億元，其中南陽市政府平臺出資40億元。
不止于此，龐青年以及他的青年汽車還曾與濟南、連云港、六盤水、鄂爾多斯、杭州蕭山、石嘴山、海寧、泰安等地方政府合作，但最終結果卻出奇一致：多以爛尾、走上司法程序、圈走地方政府大筆資金或留下糾紛收尾。
機遇與泡沫并存
當然，新能源汽車的快速發展，的確藏有機遇。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2022 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 705.8 萬輛和 688.7 萬輛，同比分別增長 96.9% 和 93.4%，增幅遠超行業平均水平，市場占有率達到 25.6%。
由于汽車產業鏈龐大，上至原材料、零部件，下至制造、銷售，環環相扣，造車形成的產業集群，能夠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從而重塑當地經濟。
根據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數據，2022年，西安以101.55萬輛的新能源汽車產量一舉超越上海（99萬輛），成為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量第一的城市。數據顯示，2022年，西安汽車產業全年產值首次突破2000億元，全年汽車產量達到125.55萬輛，同比增長96.48%。
如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安徽合肥市，2022年實現GDP為3427.8億元，占省總量近三成，位列省內第一。合肥引入新能源汽車產業較早，目前已集聚規上企業300多家，包括比亞迪、蔚來（NIO）、大眾等六家整車制造企業，以及國軒高科、中創新航等配套企業。
而此前，合肥正是與危機中的蔚來牽手，才得到如今的收獲。2019年，面臨資金危機的蔚來汽車虧損達112.96億元，股價跌至1.19美元。關鍵時刻，合肥國資出手，向其注入戰略投資70億元。2020年2月，蔚來汽車落戶合肥，從而轉危為安。如今，合肥的這筆風投不僅實現超過百億盈利，更構建其龐大的新能源汽車生產產業鏈條。
也因如此，近日黃岡政府與Faraday Future （以下簡稱為“FF”）的牽手，也被認為是在復刻蔚來的“合肥模式”。
今年1月，FF與黃岡政府和簽訂了協議。而雙方更是早在2022年第三季度就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FF至今仍不被大眾所熟悉，但說起創始人一定人盡皆知。六年前，賈躍亭留下一句“下周回國”后，至今未歸，而他此后的主要事業，似乎就是與FF“死磕”，誓要將造車進行到底。
按照計劃，未來黃岡要為FF在黃岡市的發展調配相關資源，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資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而FF擬將其中國總部遷至黃岡市，同時保留其位于加州洛杉磯的全球總部。FF中國總部預計將由黃岡市政府引導基金、相關產業基金和FF共同出資建設。
事實上，在公布與黃岡市簽署協議之前，FF曾被曝出欲在多個城市建廠。2018年，在與恒大集團合作期間，曾在廣州市南沙區注冊成立了睿馳汽車，后又宣稱以3.64億元拍下南沙區沙保稅港加工制造業地塊用以生產FF 91；2021年，FF與珠海市和吉利也傳出了“緋聞”。彼時，FF在珠海成立一家新公司——法法汽車（珠海）有限公司，注冊資本達2.5億美元，但最終，上述合作均告無疾而終。
面對如今岌岌可危的威馬，黃岡押寶FF這一步險棋最終將得到怎樣的結果？
既要把握機遇，也要理性克制
不難發現，近年來地方政府引入造車項目雖有成功的案例，但以失敗告終的案例也不少。
究其原因，苗圩認為，“有的地方政府過于迫切，其中有的是土地不要錢，有的甚至代建廠房、代買機器設備，這不是地方政府應該做的。”
苗圩分析認為，“有的地方政府由財政出錢，吸引社會資本，建立了產業投資基金，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用財政風險投資的方式。但是，地方政府不能作為第一大股東，因為不懂汽車，也不會管理汽車，無非就是手里有點錢。地方政府如果要做風險投資，最好不要做領投而做跟投，這樣可以規避風險。”
苗圩建議，地方政府要在新能源汽車項目招商上理性克制，把營商環境搞好是本職工作，產能規劃和投資交給企業自行決定，不下場當大股東，尤其是地方產業基金，不領投但可以跟投，最大化降低投資風險。
中國汽車工程學會名譽理事長付于武此前表示，“汽車項目是地方政府追逐的熱點。有的地方政府希望借政策機遇引進造車新勢力，應該說初衷是好的，因為這能為地方帶來GDP及稅收的增值，財政數字會很好看。但地方政府主管部門對相關汽車技術缺乏了解，容易造成投資失誤。”
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理事長陳清泰也表示，未來，新能源汽車市場的集中度還將進一步提升。“這個過程是市場過程，而不應該是政府干預的過程，只要是政府不投資，把產品的安全性等等幾個有外部性的指標控制住，我想就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陳清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