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末，中國爆發了SARS疫情。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中國的醫療企業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產品，其中就包括人們熟悉的額溫槍。當時，非醫療企業

2002年末，中國爆發了SARS疫情。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中國的醫療企業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產品，其中就包括人們熟悉的額溫槍。當時，非醫療企業尤其是民營非醫療企業幾乎不能提供任何抗疫基礎設施，對抗擊疫情的支持更多地體現在捐款捐物上。

SARS疫情使得額溫槍第一次大規模走入公眾視野

從2019年末持續至今的新冠疫情，卻讓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景象。發熱門診中的醫療機器人、流動人群持有的健康碼、社區防疫管理的云疫保、快速測量人員體溫的熱感系統、驅趕不規范聚集的巡邏無人機都是非醫療企業首先開發的，甚至還有一些非醫療企業參與到口罩和防護服的生產中來。可以說在相隔17年后的這次疫情中，非醫療企業已經由壯氣軍變成了和醫療企業一樣的主力軍。

非醫療企業涉及行業眾多，在抗擊疫情中大放異彩的原因也各有不同，筆者大致分為兩類。互聯網企業的主要優勢在于擁有豐富的服務器資源。其他科技企業的長處則是具有精深的專業能力和過硬的工程能力。

但從根本上說，非醫療企業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關鍵就在于中國過去進行的工業轉型和產業升級。

互聯網企業跨界的本錢

中國互聯網企業的一大特色是跨界，做網上購物的阿里跨界做了支付業務，做網絡聊天起家的騰訊跨界成為了最大的新媒體平臺。在這次疫情中，互聯網企業再次跨界，提供了包括網課支持、信息發布、遠程辦公、健康碼查詢等豐富的基礎產品，為抵抗疫情的蔓延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中國互聯網企業的這種跨界現象，其成因正如之前分析的那樣，在于互聯網企業擁有豐富的服務器資源。

中國互聯網市場擁有世界最大的用戶群和豐富的商業模式，但和發達國家的互聯網市場相比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就是中國服務器尤其是人均數量非常少。根據互聯網技術網站W3Techs的統計，世界上有42.8%的服務器部署在美國，部署在中國的僅為2.1%，略高于加拿大和印度，甚至不及土耳其。

網絡服務器所在地國別占比

中國服務器數量少，主要原因并不是因為服務器硬件太貴，而是帶寬費用太高。服務器硬件一般而言總是比類似配置的PC貴50%-100%，但是和帶寬費用相比，服務器硬件高的這點價格實在是不算什么。筆者的朋友2017年就算了這樣一筆賬，一個以文字、圖片為主的個人網站，選擇上傳速度為5M的公網寬帶自建服務器，按服務器壽命7年進行計算，帶寬的成本將達到服務器硬件成本的3倍還要多。如果是以視頻或者下載為主要業務的網站，帶寬成本還要高得多。

中國互聯網帶寬成本這么貴，背后有很復雜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個人和傳統企業建站沒有發展起來，換句話說就是網絡服務器市場的玩家太少，無法有效分攤建設主干網的成本。另一方面服務器資源向互聯網企業高度集中，又進一步打擊了個人和傳統企業建站的積極性，使得服務器資源進一步向少數互聯網寡頭集中。但是客觀的說，中國的互聯網產業在中國整體信息化水平相對不高情況下，能夠成為中國的一張名片，與這樣的產業集中是分不開的。

今天像BAT這樣的一流互聯網公司的服務器數量可以是普通規模企業的四個數量級，帶寬資源還要更高一些，管理成本則低了三個數量級。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互聯網企業跨起界來是如此的輕松了，相反傳統出租車公司這么多年也沒能推出一個網絡打車軟件，反而是讓滴滴占了先機。

很多三流或者初創的互聯網公司沒有BAT這樣的大體量，他們服務器資源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云上。由阿里云、騰訊云、金山云等云服務器提供商提供云服務器資源，這樣企業就不需要考慮服務器、機房和入網的事情，專注于業務就行了。但是云的誕生主要是方便了互聯網企業或者物聯網相關企業，傳統企業上云并沒有這么美好。

自建機房要比上云便宜，但是服務器購買等雜事需要企業自己去辦。很多傳統企業對云的認識還停留在這個階段，掌握的云資源還非常的少。實際上云的最大優勢在于容器化部署、彈性化部署和快速迭代開發。而傳統企業的軟件知識產權庫大多還沒有進行容器化、彈性化、負載均衡改造，其云開發力量非常薄弱，還是處于把云服務器當本地服務器用的階段。總的來說，傳統企業和云的整合還非常不夠，相互之間進行軟件開發方面的合作更是耗時很長。

宇視開發的云疫保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宇視其實還不是互聯網企業，主要是開發安防產品的，但是在構建安防物聯網的時候就積累了云開發資源。2月10日，民政部陳越良司長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提出“能不能開發一個服務社區抗疫的軟件，這比捐款十個億還管用”。

在國務院發出這樣的呼喚之后，宇視和互聯網企業阿里云以及釘釘進行了合作，僅僅十天時間就上線了“云疫保”。在這個過程中，宇視負責業務、阿里負責帶寬和負載均衡、釘釘提供了界面接口。

通過合作迭代開發，這樣的軟件很快就開發了出來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們看到這次疫情中涌現出了很多互聯網企業、監控安防企業、智能科技企業開發的軟件。而服務器資源較少的醫療企業則鮮有這樣的建樹。

科技企業出圈的資本

如果說抗疫軟件是互聯網企業占優，抗疫硬件則很多來自于科技企業。

此次疫區醫院救治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時，使用了遞藥和洗消的機器人。雖然根據筆者的了解，這些機器人目前還完全不能取代人在這些方面的作用，但機器人用于洗消作業的潛力已經初步得到展現。

用于消毒的抗疫機器人

在社區和村莊封鎖的階段，自帶語音提示的無人機很是搶占了一段時間的新聞熱點。用無人機來規范人員聚集的問題，避免了接觸和“打游擊戰”的問題，具有突出的優勢，當然這些無人機也不是醫療企業開發的。

機場、車站、商場等人員密集的場所的檢驗通過是老大難問題，用額溫槍的傳統方法需要每個通道配置一名監測人員、一名核對身份的人員，還需要總的有幾名預備職員隔離出現異常情況人員。同時這種傳統方法的速度還非常慢，可能會造成漫長的排隊，與避免人員扎堆的防疫大方針不符。

針對這個問題，國內最大的三家安防企業海康、大華和宇視都推出了熱感系統。熱感系統無需接觸就可以測得通過人員的體溫，而且可以通過圖像識別自動匹配身份信息，大大節約了人力開支和成本。熱感系統有兩種，一種依靠熱成像，精度非常高，但是價格比較貴。還有一種基于熱電堆傳感器的智能門禁，測量距離稍近，價格只需要小幾千。

基于熱成像原理的某熱感系統

非醫療企業推出的抗擊疫情的產品還有很多，比如光電企業推出的激光封鎖報警系統、測量儀器企業推出的手持式熱成像儀，電器企業推出的聲控按電梯的裝置等等。限于篇幅和重要程度，就不一一介紹了。

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企業出圈抗疫，來源其自身領域的強大實力，很多抗疫的產品本身非常類似于民用產品。比如說現有的機器人甚至可以協同踢足球，在醫院里尋路就不難實現。無人機既然已經廉價又穩定，加個語音收發功能也沒有這么難。用于消防溫度監測和人員監控的安防產品都已經比較成熟了，那么將兩者相結合組成系列熱感產品也就順理成章了。

這種出圈對于降低社會長期抗疫成本而言意義重大，醫療企業開發的這些設備可能不會特別考慮到通用性，這樣疫情過后這些設備的價值就打了很大的折扣，節省人力的程度也沒有這么大，而非醫療企業的則不然。疫情之后社區使用的無人機增加一個模塊后仍然可以用于土地測量、災害預報、環境監測等用途，即使出售仍然可以收回相當一部分價值。而熱感系統視其功能的不同，在疫情過去之后可以成為社區監控系統或者人臉考勤系統，一樣可以發揮作用。

1994年以來，中國由少數特區開始，“產業升級”的浪潮逐步席卷了不同行業和地區。由于缺乏觀察指標，“產業升級”不能被直接的感知到，但相隔17年的兩次疫情，充分說明了中國“產業升級”的巨大成效。

這種成效首先體現在我國企業自主定義產品的能力大大增強了，正如之前所說，科技企業的防疫產品與之前的產品往往沿用了基本相同的框架，但是剩下的改進工作完全需要國內的團隊去完成。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這次抗疫中有這么多企業推出了相應的產品，說明了中國已經有了一大批能夠熟練自主定義產品的企業。

同時，非醫療企業能夠靈活地生產抗疫產品充分說明了工業社會的好處，具體地來說就是產業鏈完整強大的益處。這次新冠疫情和過去的非典相比對中國企業的挑戰有增無已，一些海外元器件的供應因為疫情出現了一些問題，國內疫情也使得很多企業無法維持滿員運行。比如額溫槍和熱影系統所使用的傳感器，如果仍然像非典一樣，幾乎完全要依賴進口，生產肯定要出問題。

但是17年后，中國工業多年產業升級的碩果凸顯。很多元器件我們已經做到了質量最優價格最低，有的元器件雖然還是不如國外，但也保證了能用好用。這才是此次非醫療企業在抗擊疫情中大放異彩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 中國